纵观改革开放30年，中国青年就业观念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服从分配、走向开放、自主择业。

    青年的就业与发展的变迁，说明了青年就业的三个趋势：自主化——主体性越来越强；务实化——政治色彩淡化；多元化——选择面越来越宽。

    服从分配——计划体制遗留阶段：1978-1980年代中期

    从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在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下，农村青年与广大农民一样还不能自由流动；城市青年中，由于高等教育仍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就业实行的是“统包统分”，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该阶段中国青年的择业观念比较被动、单一。

    择业倾向上比较被动农村青年除极少数通过高考改写命运外，大多数是子承父业，集体耕种土地或承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田到户，都是以农耕为主。城镇非大学生的青年以“接班”居多，也是父业子承；接受中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由于社会就业制度、招聘制度比较硬性和僵化，强调一切服从社会需要、服从国家分配，“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择业标准偏向政治化农村青年由于务农的固定性基本上没有选择余地。城市青年的择业标准主要表现在对不同职业的评价方面以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为第一因素。1984年“中国青年的就业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当时青年人在评价职业时看重的依次是：社会地位、社会意义、发挥个人才能和报酬。

    择业意向：重政工而轻农商当时青年就业最看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今天仍然流行的知青“诉苦”文本依旧在展示“上山下乡”是难以抹去的“伤痕”；高考恢复之后的数年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知青“回城”成为中国人口迁移的一大景观。在城镇中，经商仍然是“末节”，大学生普遍对理工科感兴趣，追求的理想职业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通待业青年也以“上班”为第一考虑，实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才会走向“个体户”或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

    但是，中国已酝酿了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人才需求，将改变众多青年人的就业观念和方式。

　　走向开放——“民工潮”和城镇青年的双向选择：1980 年代中期-1990年代中期

    农村青年就业的观念逐渐走向开放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同时城镇对劳动力尤其是企业和建筑行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国家的户籍制度、粮油供给制度以及就业管理制度都有所松动。之后，政府又进一步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允许和鼓励农村劳动力的地区交流、城乡交流和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于是带来大规模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民工潮”，农村青年就业的观念逐渐走向开放。

    城镇就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知识青年身上从1985年开始，我国对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制度分步骤、分层次地逐步进行改革；1989年提出的改革目标：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这一改革将竞争机制引入高校，使毕业生就业逐渐走向市场化。由此，青年就业的最大变化是“经济地位”成为择业时最优先考虑的因素，超过了执牛耳多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成为首选标准的主要表现有：

    一是希望到特区和沿海地区的中外合资或“三资”企业工作。据北京的一项对千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大学生在职业选择上，希望毕业后到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工作的占近40％，中外合资企业被置于择业考虑的第一位。

    二是不求高学位，只求高收入。1980年代后期考研人数急剧下降，1987年到1989年,全国共有700多名研究生中途退学。这个时期，对理工科感兴趣的大学生比例降到五成以下，这一现象被称为“知识大逃亡”。“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这句顺口溜，道出了一种奇怪而真实的社会现象。

    三是第二职业和职业流动性增长。1980年代中后期，青年人中开始有了“跳槽”，青年职业流动浮出水面。许多青年打出了“第一职业求稳定，第二职业求发财”的口号，刚毕业的大学生从“一步到位”到“骑马找马”的越来越多，人才的流动逐渐活跃。择业“国营——集体——合资——独资”三级跳现象也层出不穷，这使1990年代的经济生活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国有企业”工人急剧萎缩，“集体企业”职工纷纷外流，“三资”企业“人丁兴旺”。尤其到了1993年、1994年,出现了大学生踊跃奔赴沿海开放地区的热闹景象。

    四是经济收入成为择业的第一标准。当时青年在择业过程中考虑的第一因素是收入和福利待遇；青年最喜欢的行业依次是：金融保险业、工业企业、国家机关、服务业、科研机构等。

    自主择业——追求发展的多元化时代：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

    农村青年就业19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青年可以不再将自己拴在农村的土地上，可以自由进入城镇，由此，大量农村青年开始在城市工作、生活甚至定居。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青年在就业选择上走出了“糊口策略”，外出务工也不再以“赚钱”为第一原则，而是以“经济理性人”形象把寻求发展放在第一位；不再甘愿充当城市的“过客”，而是力争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想成为城市的一员。

    城镇青年就业这一阶段的城镇青年的就业也走向了“自主择业”、“自谋职业”甚至自己创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加人了WTO之后，中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改变：我国高校实行扩招，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增，且又值政府机构精简，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就业矛盾突出，形势十分严峻。

    该阶段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知识青年择业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首先，在择业标准方面，看重发展前景、施展才干机会、薪酬福利和工作环境。

    其次，在就业认识上，逐渐打破机关、事业、企业和国有、集体、个私单位之间的等级观念，“创业也是就业”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

    第三，是在择业意向上，由“重工轻商”转变为“工商并重”，往日不被看好的服务行业也成为择业的热门。

    第四，是在职业评价上，政治色彩更加淡化，而是向往适合自己兴趣的职业，把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结合起来。

    第五，是在就业地点与父母所在地的距离上，对父母和他人的依赖心理淡化。“考证热”、“外语热”、“出国热”正是这种自主意识强化的证明。

    第六，是勇于创业，由被动就业向自主创业转变。2002年共青团中央青工部主办的中国青年就业创业网正式运行，各地方团组织也相继成立并出台了青年就业与创业的支持平台和措施。

    结论：青年就业的三个趋势

    综上所述，青年的就业与发展以当时社会政策和社会需求为导向，但总体上这种变迁说明了青年就业的三个趋势。

    自主化——主体性越来越强 从三个阶段的青年就业演变过程来看，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就业的主体意识逐步增强，“自主性”越来越突出，既摆脱了国家制度层面造成的社会结构性抑制，也逐步摆脱了父母这一家庭因素造成的微观层面的制约。前者主要表现在，国家逐步退出“导演”地位，不再对青年择业负有直接责任；后者主要表现在，从城镇青年到农村青年，青年就业的地理空间大大扩展，从跨县、跨省到跨国家，基本不再考虑离家（父母所在地）的远近。

    务实化——政治色彩淡化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战略地位逐步提升，青年就业观念上也表现出了经济取向的强化，经济意识普遍增长。青年随着经济意识强化而更主动地投身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国家“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务实的体现，是质的飞跃。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青年就业中尤其是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的“仕途经济”，近几年再掀高潮，说明中国行政系统的经济功能已经与脑体倒挂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多元化——选择面越来越宽随着社会变迁与就业形势的变化，青年就业从单一越来越走向多元，这种多元不仅仅包括就业类型的多种多样，还有“非正规就业”甚至是“不就业”的选择。前者主要表现在职业类型的多元化（如：公务员、科研院所、国企、外企、私企等）以及地理位置（大城市、省城、沿海、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西部边远贫困地区）、就业途径（选择岗位和自主创业）的多元化；后者主要表现在家庭内就业、自由职业者、自由撰稿人和职业考研族、出国族等。